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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我国智慧城市的“两新”实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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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智慧城市的建设已推进多年，前期主要以政府主导的形式开展，虽然构建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并实现了一批试点项目，但是成本较高，缺乏价值感知。为此，近年来，一些省市的地方政府开始探索与市场主体充分合作，利用其资源和平台，实现智慧城市应用快速推进，并被城市居民与企业深度感知。

2008年，IBM 在提出“智慧地球”的概念时，一并提出了“智慧城市”的概念，并将其作为智慧地球的一个重要项目，包括信息化基础设施、智慧交通、智慧能源、智慧医疗等一系列组成部分。由于其契合了信息化未来的潮流趋势，因此一经提出就被我国的各个城市政府广泛接受，一些城市先后出台了各自的智慧城市发展规划。在“互联网+”的潮流中，作为“互联网+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概括而言，顶层设计即将出炉，发展模式从政府主导开始走向市场主导，同时一些具备快速盈利前景的重要领域的机遇尤为明显。

尽管目前我国已经有超过500个城市宣布要建设智慧城市，但是迄今为止，在国家层面还没有下发过一个有关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的红头文件，也就是说，直到目前还没有明确什么是智慧城市？智慧城市的建设包括哪些内容？要建设到何种水平才可以被称为“智慧城市”。在此情况下，各地在出台智慧城市的发展规划时，大都参照了IBM 智慧城市项目中所涉及的领域，如基础设施、智慧交通、智慧能源等，作为智慧城市发展的重要领域，同时又结合本地特色，增加一些项目，如信息产业的发展规模等等。而对于各个领域应该达到怎样的状态和怎样的定量化评价标准，还是缺乏相应的依据。在国家层面定量化评价依据缺失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学术界、业内公司纷纷推出了各种版本的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可以作为各个城市相互比较的依据，也可以作为单个城市自我发展指标确定的依据，例如浦东、南京推出的评价指标体系。而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与评价体系则一直在设计当中，例如2013 年6 月，工信部曾下发过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征求意见稿，但是此后便没有了下文；2014 年初，住建部曾表示，要在2014 年末推出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并且在同年的3月由高校完成的评价指标体系还通过了专家评审，但是到了2015 年10 月也没有正式下文。本文认为，导致“一直在设计”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首先，智慧城市建设涉及多个部门，具体由哪个部门牵头？目前尚无统一意见；其次，智慧城市的指标牵涉多个部门的管辖范围，如何确定尚未有统一意见；第三，信息产业发展速度较快，相关指标过时速度也很快（如目前各指标体系中常见的“固话普及率”），如何制定长期有效的指标，需要经过讨论。而最新的情况表明，在“互联网+”战略公布以后，智慧城市的标准建设正在加速。在2015 年11月11日召开的国家标准委、中央网信办、国家发改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智慧城市标准体系和评价指标体系建设及应用实施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2015到2020 年通过试评价工作逐步完善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2020 年正式发布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审视国内各个城市智慧城市的重点项目，以及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重基础设施建设、重内部系统建设、重政府主导是其主要模式。

所谓“重基础设施建设”，就是把宽带、移动数据网络、广电数字化、城市Wifi 热点、IDC等基础硬件设施放在优先地位；所谓“重内部系统建设“，就是在促进行业智慧化的进程中，实际是在推动行业当中核心企业的内部信息化完善；所谓“重政府主导”，就是政府设立了多个明确和具体用途的智慧应用，其中包括直接投资，以及支持企业开展某种信息化的试点。不可否认，在上述模式下，城市当中的智慧基础设施的确得到了长足发展，为未来智慧城市深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有较多的项目，由于涉及跨部门协作，需要政府牵头协调，并且较多的公益型的智慧项目，如公交车到站查询等，由于涉及垄断企业，且无经营助力，只能由政府主导。但是上述模式重点强调的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某个节点的深度智慧化，因此并没有达到普遍高价值感知的效果。对于重点设施，普通居民与企业认为即便没有智慧城市的概念，也应得到发展；对于行业的重点项目，也只是在与该行业接触的界面上才感知到价值，例如快速挂号等。而对于具备普遍价值感知基础的民生类应用，如智慧社区中的各项便民服务；一些城市重建设、轻运营，在委托IT 公司开发网站或APP 之后缺乏推广与后期经营（尤其是对于生活服务的平台化经营），城市居民缺乏感知，造成价值未得到有效体现。

随着政府管理理念的转变、互联网企业的迅速发展，近年来，一些城市智慧城市的建设模式有了明显转变，基础设施、重点行业内容信息化建设仍然在推进，政府的投资力度也在加强，更加强调智慧城市的应用能够被更多市民、被更多企业所感知，也就是审视智慧城市的建设效果时不再简单的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用得怎么样”的问题。为此，各地政府开始加强与各类互联网企业的合作，将互联网企业的服务纳入智慧城市整体应用的框架中，并且通过互联网企业的平台，把政府的信息传播出去，把政府的应用推广出去，把政府的能力“嵌”入进去。对政府而言，有效利用互联网企业成熟的应用与客户群可有效降低投入，提升覆盖面；对互联网企业而言，能够提升内容及应用量，进而强化汇聚用户能力，以交叉方式形成盈利优势。

以上海市为例，上海市政府先后公布了两轮智慧城市发展三年规划，即2011-2013 与2014-2016。在第一期的规划当中，上海市政府的战略合作伙伴只有中国电信与中国移动两家运营商，强调的是基础设施建设。而对于较多的民生类应用，选择的是自我主导的建设模式，如建立付费通缴费平台，建立社区网站，虽然最终的运营主体是IT 公司，但是这些公司的建设和运营更加接近政府采购的模式。而在第二期的规划建设中，战略合作伙伴除了中国电信与中国移动之外，又增加了阿里巴巴与腾讯，其中最为明显的应用是在支付宝的服务窗与微信的公众号中，实现政府信息公开与生活应用，以及进行未来医院、未来交通的建设，此外将i-Shanghai交给了风寻科技，试水PPP。

在传统模式下，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是指网络、IDC 等硬件型基础设施。因此，各地政府在签署智慧城市战略合作协议时也往往选择电信运营商，如中国电信，先后与200 多个城市签署了智慧城市战略合作协议。但是，信息通信产业在历经二十年的发展之后分工开始细化，原先的服务商需要关注从底层数据到架构，再到功能，最后到界面的全部层次。但在目前，数据层面、架构层面均有专门的分工者承担，大量服务商只聚焦在功能与界面上，这样可以加快产品开发速度，广西南宁街景使得信息通信产品极大丰富，例如苹果、安卓应用的开发模式，并且在“互联网+”时代，强调利用互联网促进各行业的革命，尤其是行业间的交互所带来的融合革命，而促进融合的是流动在传统基础设施之上的数据。为此，一些前瞻型的企业已经开始构建自我的数据战略，如阿里巴巴，在2014年3月确立了“以走向激活生产力为目标的DT（data technology）数据时代”的DT战略。DT战略的核心一是以数据为核心，推动各行业变革，即“点燃整个数据和激发整个数据的力量，为社会所用，为销售所用，为制造业所用，为消费者信用所用”；二是以更加开放的形式推动数据的应用：“阿里巴巴的数据让阿里巴巴本身今天所有做的这些工具能够成为中国商业的基础设施。”

对于力求让整个城市发生革命的智慧城市，在DT时代中，其基础设施已不再仅仅是固网、移动、广电、计算、存储等传统的设施，同时还有数据设施，它来源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且通过流动，将整个城市的各类应用加以连接，成为一体化的智慧城市。

2015年8月，国务院通过《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纲要》，其中就明确了要推动政府信息系统和公共数据互联共享，要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要强化信息安全的保障。一些城市已经快速响应，发挥数据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价值，例如同年的8月底开始的上海创新创业大赛，首次向社会开放超过1000G交通信息数据，采用众创的方式，开发出创新的互联网产品，为排解道路拥堵、优化公交规划等问题寻求对策。

在DT时代，谁占有数据谁就能成为行业的主导者。数据资源可以通过数据交易而取得（如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但是作为整合的一方，自身必须拥有强大的数据基础，才能将外部获得的数据予以消化吸收。从产业发展来看，社会各类主体的连接中心节点是最具有数据中心节点的潜质，例如阿里巴巴通过交易、金融，连接了社会经济；腾讯通过社交网络，连接了诸多用户；电信运营商通过通信管道，连接了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